《九民紀要》解讀系列十一|合同救濟制度的補充與完善

時間:2020-05-13 來源: 作者:宇文鴻雁,張迪 瀏覽: 打印 字號:T|T
  合同解除、違約責任都是非違約方尋求救濟的主要方式。合同解除,是指在合同履行過程中,當事人依據約定或者法律規定,終止合同權利義務關系,并產生合同權利義務消滅的法律后果。對合同解除權的行使,《九民紀要》作出了突破性規定,主要體現為對“通知解除的條件”、“約定解除條件”進行限制;同時明確在一定條件下,違約方可起訴解除合同。對違約責任的認定規則,《紀要》強調違約金是否過高的考量基礎是違約造成的損失,不能簡單地以民間借貸利率作為確定違約金是否過高的依據。

  法院對是否享有解除權進行實體審查

  1、合同解除權經通知到達生效

  《合同法》第96條對合同解除權的方式明確規定“通知解除”,即一方當事人在符合解約的情形下,只需將解除合同的單方意思表示通知對方,而無需另一方作出同意,通知到達對方時即生效。就合同解除權而言,通知是合同解除權生效的要件,合同解除必須是在雙方當事人都明確知曉的情況下,進行各項內容的確定。但是,對于提出解除通知的當事人,是否需要審查其解除權是否合法,審判實踐中爭議不一。

  2、實體審查解除權符合立法本意

  在此之前,司法實務中對《合同法解釋(二)》第24條有不同認識,認為只要非解約方在異議期內未起訴提出合同解除異議的,無論解約方是否享有解除權,合同均在通知到達時解除。若法院對合同解除條款進行實質審查,將使解釋第24條形同虛設,違反了異議期為避免解除合同的效力長期處于不確認狀態的立法目的。

  針對上述理解偏差,《紀要》統一觀點明確表示:規定只有享有法定或者約定解除權的當事人才能以通知的方式解除合同;不享有解除權的一方向另一方發出解除通知,即便另一方未在異議期限內提起訴訟,也不必然發生合同解除的效果。這是對《合同法解釋(二)》第24條文義的準確理解。

  《合同法解釋(二)》第24條是對《合同法》第96條在適用上作出的具體說明。《合同法》第96條指出,當事人依照約定解除或法定解除的規定主張解除合同的,應當通知對方。合同自通知到達對方時解除。對方有異議的,可以請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機構確認解除合同的效力。因此,法院在認定非解約方未對解除通知提出異議,是否表明合同已經解除的問題上,要審查解除合同的理由是否符合《合同法》第93條第2款約定解除、第94條法定解除規定的情形。即只有解約方享有合同解除權,方可當然行使通知解除;非解約方未在規定異議期內提出異議,僅導致異議權消滅,并不必然導致合同解除。

  法院對于“約定解除”的制約

  1、法院對約定解除條件的實質審查

  根據《合同法》第93條的規定,當事人在訂立合同時約定解除合同的條件,當該條件成就時,被賦予解除權的一方或者雙方行使解除權,使合同發生解除的效果。實務中有的觀點認為,根據合同自由原則以及當事人意思自治,只要約定的解除條件成就,即使該約定不合理,也對當事人具有約束力,應當產生合同解除的效果。

  《紀要》認為,約定解除的條件達成并不必然導致合同解除,人民法院應根據誠實信用原則,對約定解除條件進行解釋,如審查違約方的違約程度是否顯著輕微,是否影響守約方合同目的實現,綜合考量違約情況確定合同應否解除。若違約方的違約程度顯著輕微,如:遲延履行時間短、標的質量瑕疵微小且不影響守約方合同目的實現的,守約方請求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將不予支持。這是《紀要》基于誠實信用原則以及鼓勵交易原則對守約一方權利作出的限制,旨在保護合同實現的目的與價值,權衡雙方利益。

  2、對任意解除權約定的限制

  任意解除權,并不以當事人違約為前提才能主張合同解除,而是完全按照享有任意解除權一方當事人的意愿單方解除合同。如《合同法》第232條不定期租賃合同規定了雙方任意解除權;第268條承攬合同規定了定作人的任意解除權;第308條貨運合同規定托運人的任意解除權;第410條委托合同雙方都享有任意解除權等。

  那么,當事人能否在合同中約定享有任意解除權?《紀要》意見為原則上不允許,存在例外。對于法定、或諸如委托合同等基于人身信賴關系的合同外,當事人不能在合同中自由約定享有任意解除權,否則容易導致合同既定的目標難以實現,浪費社會資源。

  違約方享有起訴解除合同的權利

  1、合同出現僵局導致合同嚴守利益失衡

  合同嚴守仍然是審判實踐中應遵循的重要原則。顧名思義,當事人應當按照約定嚴格履行自己的義務,不得擅自輕易變更或者解除合同。但在近幾年的司法實務中,屢見違約方起訴解除合同的案件。例如最高人民法院的公報案例“新宇公司訴馮某商鋪買賣合同糾紛案”,最高院的裁判要旨認為:當違約方繼續履行約定所需的財力、物力超過合同雙方基于合同履行所能獲得的利益,合同已不具備繼續履行的條件時,為衡平雙方當事人利益,可以允許違約方解除合同。這是最高院在肯定合同法誠實守信基本原則的基礎上,突破了只有守約方才享有解除權的認定。

  在此之后,許多法院在裁判類似案件上,也肯定了違約方可以起訴解除合同,只是裁判依據各不相同,主要概括為四類:

  其一,直接以公報案例作為裁判依據,如(2016)寧0181民初3426號民事判決;

  其二,以《合同法》第 94條作為裁判依據,如(2015)沙民初字第3942號民事判決;

  其三,以《合同法》第110條作為裁判依據,如(2014)長中民再終字第00288號民事判決、(2015)鄂荊州中民三終字第 00168號民事判決、(2015) 錫民終字第 2885 號民事判決;

  其四,以《合同法》第94條并第110條作為裁判依據,如(2016)鄂01民終7144號民事判決。

  因此,違約方解除合同并非于法無據,依據上述裁判依據的指引,法院限制性給予違約方解除合同的權利,這也不失為一個解決合同僵局的好對策。

  在尚無明確立法的情況下,《紀要》對司法實踐中面對違約方如何行使合同解除權的問題進行了回應,明確違約方訴請解除合同的裁判思路,即在合同陷入僵局等特定情況下,應當允許違約方通過起訴方式由人民法院裁判是否解除合同,以打破合同僵局。

  2、違約方訴請解除合同符合《合同法》的立法精神

  按照《合同法》第8條、第94條的規定,合同嚴守所賦予的守約方解除權雖仍是審判實踐中所遵循的重要原則,但若一律禁止違約方解除合同,將會忽視個案正義。如在有些情況下,違約方不得已才提出解除合同的主張,若此時強制性地要求其繼續履行合同,置其損失于不顧,有違于公平原則的實質內涵。《合同法》第110條亦指出,對于非金錢債務沒有違約行為的一方當事人要求繼續履行合同,但當出現法律上或者事實上的履行不能,違約方繼續履約所需費用過高的,可以不再履行合同。

  根據該條的立法精神,當合同目的無法實現,即履約所需成本超過合同雙方基于合同履約所能獲得的利益時,違約方可以解除合同。但出于誠實信用和公平交易原則的考慮,違約方須給予守約方充分賠償。

  3、《紀要》對違約方解除合同的限制

  合同法賦予守約方解除權但解除權的行使亦是限制性的。司法實踐中,允許違約方訴請法院解除合同具有其合理性,但總體原則仍是在鼓勵交易的基礎上,對違約方的解約請求嚴格審查,避免違約方濫用訴權以違約獲利,同時保護守約方的履行利益。故《紀要》對于違約方的解除權進行了嚴格的限制:

  (1)合同出現僵局(前提條件);

  (2)違約方無惡意違約(主觀意識);

  (3)違約方繼續履行則顯失公平(客觀結果);

  (4)守約方拒絕解除違反誠實信用原則(實質)。

  4、違約方請求解除合同為行使訴權而非解除權

  解除權作為形成權,基于法定或合同雙方約定,通常只賦予合同中的守約方,違約方并不享有解除權。違約方請求人民法院判決解除合同,在法律意義上屬于行使訴權而非實體法上的合同解除權。法院應根據合同是否能夠繼續履行、當事人是否陷入合同僵局以及是否存在情勢變更等情形,對合同是否解除作出裁判。

  同時,守約方可以主張違約方賠償因此而遭受的損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獲得的可得利益損失。合同最終是否解除,應由人民法院結合案件的具體情況審慎裁決。

  最后《紀要》還指出,合同中有關違約金、約定損害賠償的計算方法、定金責任等違約責任條款性質上屬于結算和清理條款,合同中的結算和清理條款在合同解除后獨立生效。由此可知,合同解除與違約責任可并存。

  衡量違約金是否過高的基礎是違約造成的損失

  《合同法》第114條規定當事人可以約定違約金的數額 ,也可以約定損失賠償額的計算方法,故違約金的性質是“補償為主、懲罰為輔”。當約定的違約金過高于造成的損失的,當事人可以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予以減少。相關司法解釋釋義違約金過高的基本標準是超過實際損失的30%。結合該法條精神,《紀要》明確,在認定違約金數額時,不能簡單地以受法律保護的民間借貸利率上限作為判斷違約金是否過高的標準,應該充分查明守約方因違約一方造成的實際損失情況,在這個基礎之上,結合合同的履行情況、違約方的過錯程度以及是否存在可預見利益損失、雙方交涉平等等因素,在個案中具體確定。

  因此,基于“補償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違約方如能夠證明違約金過分高于守約方受到的實際損失的,違約金應當適度調整。

  合同是市場實踐的產物,因而也必將承載著當事人及群體對實現合同自由的價值追求與向往。然而合同自由并不能完全依當事人的意愿決定,還須以誠實信用及公平原則,來平衡當事人之間的利益,實現社會的正義與和諧。因此,《紀要》對于通知解除、約定解除的條件適當限制,一定范圍內允許違約方解除合同,并嚴格限定違約金過高標準,符合當下錯綜復雜的合同關系所追求的價值理念,也有利于社會平等和個案公正的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