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辯律師的法庭辯論技巧(二):事實之辯

時間:2020-05-11 來源: 作者:孫廣智 瀏覽: 打印 字號:T|T
  在法庭辯論中,事實問題可以說是控辯雙方的“兵家必爭之地”。如前所述,無論控方還是辯方,在法庭辯論中均遵循將小前提(事實)與大前提(法律)相結合從而得出結論(法律評價)的思維路徑。由于法律本身是相對穩定的,并且,作為專業的法律從業人員,控辯雙方在純粹的法律理解層面很少會有分歧,而雙方之所以會對同一案件形成不同的法律評價,主要在于各自對案件事實持有不同的主張。因此,在法庭辯論中,對辯護律師而言,如果不能動搖或者改變起訴書所指控的入罪事實,則基本意味著很難改變起訴書的指控結論。因此,在法庭辯論的技巧之中,事實之辯無疑是“重中之重”。

  根據筆者的實務經驗,在法庭辯論中,可供辯護律師采取的“事實之辯”大致包括以下幾種類型:

  1、全面否定型的事實之辯:否定全部指控事實與被告人之間的關聯關系以論證被告人沒有實施犯罪;

  2、部分否定型的事實之辯:否定部分事實以論證被告人的涉案行為不符合犯罪構成或者具有從輕、減輕、免除處罰的情節;

  3、補充論證型的事實之辯:在指控事實的基礎上進行“補充”,從而將指控事實論證為有利于被告人的事實。

  下面,筆者將通過論述與舉例相結合的方式,將上述三類“事實之辯”的法庭辯論技巧介紹如下:

  1、全面否定型的事實之辯:

  這種類型的事實之辯多適用于案件事實及證據存在重大缺陷或瑕疵的刑事案件以及存在共同犯罪的刑事案件。

  在上述兩類案件中,如果被告人辯解自己并未實施或者并未指使他人實施或者并未參與他人實施的指控罪行(即控方的“入罪事實”),則辯護律師應當在審查全案證據的基礎上,優先考慮采用“全面否定型的事實之辯”。

  例如:在廣為人知的“聶樹斌案”和“呼格案”中,作為被告人的聶樹斌和呼格吉勒圖均辯解自己沒有實施所謂的強奸、殺害被害人的罪行,且在案證據也均存在難以彌補的缺陷和瑕疵,在這種情況下,兩起案件再審階段的辯護律師(呼格案)和訴訟代理人(聶樹斌案)在“事實之辯”上均采用了“全面否定型的事實之辯”,即所謂的指控罪行并非被告人所實施。

  再如,在共同犯罪案件中,實行犯稱其所犯罪行是受他人教唆,而被作為教唆犯起訴的被告人則辯解自己沒有對實行犯實施教唆行為,對實行犯所犯罪行并不知情。在這種情況下,作為教唆犯被告人的辯護律師,對于起訴書指控的教唆事實的否認就相當于是對與己方被告人有關的指控事實的全面否定,因此,也可以視為是“全面否定型的事實之辯。”

  但是需要說明的是,“全面否定型的事實之辯”依托于對全案證據與指控事實間的證明關系的否定,在實際操作上對辯護律師審查、分析證據能力的要求相對較高,如果論證不夠周嚴,則極有可能導致“事實之辯”漏洞頻出,不僅難以自圓其說,更與“辯護目標”南轅北轍。

  下面,筆者結合自己代理過的一起案件(成某詐騙案),向大家演示“全面否定型的事實之辯”的具體運用。在該案中,筆者系被告人成某的辯護律師。案例具體情況如下所示:


  例3:成某詐騙案
  起訴書指控情況:

  2013年6月至10月間,被告人吳某、成某在北京市朝陽區某飯店等地,謊稱軍官身份,以幫被害人鄭某拿到工程項目為由,騙取鄭某共計人民幣385萬元。

  針對指控的事實,公訴機關提供了被害人陳述、證人證言、書證及被告人供述等證據,認為被告人吳某、成某以非法占有為目的,虛構事實騙取他人財物,數額特別巨大,其行為觸犯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應當以詐騙罪追究其刑事責任。

  被告人辯解的情況:

  被告人吳某辯稱:其沒有詐騙鄭某的錢款。鄭某轉給其385萬元合作紅木生意,其已經將錢款全部轉給成某給緬甸方面做紅木生意。

  被告人成某辯稱:其沒有以拿工程為由伙同吳某騙取鄭某的錢款,也不知道鄭某往其賬戶上轉賬匯款的情況。吳某給其轉賬系支付酒錢。

  在案證據情況:

  1.被害人鄭某的陳述證明:其是ZU集團的副總經理,因公司經營需要,其想拿下天津保障港的一個工程項目。2012年9月下旬,鄭某經人介紹在北京市朝陽區某賓館結識了被告人吳某。吳某自稱是總參三部的大校軍官,還給其看了軍官殘疾證。吳某說他的直接領導成某是中將,馬上就能升軍委副主席,挺有實力的。

  2013年5月吳某跟其聯系,表示能通過自己的人脈關系幫其拿到該工程項目。后來吳某一直讓其給他匯錢,用來運作此事。其前后因為工程的事情一共給吳某匯款385萬元。

  2013年10月中旬該工程項目已招標完畢,吳某說還在辦理中,最后也沒辦成。后其托朋友打聽吳某所說的職務,都說根本沒這些人,其才發現被騙了,就報警了。

  2013年7月,吳某以拿工程項目需要請相關要害部門人士吃飯為由,又向其要了幾十萬。吳某曾帶其到豐臺區的一辦公室,向其介紹成某說是他的領導。成某沒有自我介紹,但是成某的辦公室掛著他本人穿將軍服的照片,吳某稱呼成某為成司令,他也都答應。

  其從來沒有和吳某、成某談過紅木的事情。其見過成某,但是沒和成某當面直接說過工程項目這件事。只是吳某后來說錢大部分都給成某了,他說有些事需要成某來辦,他們具體怎么回事其不知道。

  2、被告人吳某的供述:其通過朋友介紹認識成某,成某自稱是中央保密局的少將,其看過成某的證件。成某說他有一個酒廠,平時沒事也推銷酒。幾年前,吳某經人介紹認識了鄭某,其跟鄭某說自己有總參三部大校的身份。2013年其將鄭某介紹給成某合作紅木生意。成某自稱是中央保密局的少將。鄭某給其匯了380多萬用于紅木生意。鄭某說讓其做個證人將這筆錢轉給成某。鄭某前后一共給了其500多萬元,后來其還了鄭某10萬元。鄭某給其的錢,其全都轉給成某做紅木生意了。成某說把錢都匯給緬甸那邊了,因為紅木運不過來所以紅木生意沒有做成。其沒有幫鄭某辦過工程的事情。

  3、被告人成某的供述:其經吳某介紹認識鄭某。2013年5、6月,當時吳某想利用其在緬甸的關系做紅木生意,他們到云南瑞麗和緬甸方面的人談過這件事,吳某把鄭某也給叫來了。其在那里見到鄭某。第二天就一起回的北京,其不知道吳某叫鄭某來干什么,也不知道鄭某是否參與紅木生意。其和鄭某之間沒有任何經濟往來。其是以RH酒業法人的身份和吳某交往。

  其曾經當過兵,現在不是軍人,沒有軍服和軍用標識。其從來沒有以軍人的身份和吳某、鄭某打交道。其和吳某之間就是做紅木生意時有些經濟往來,再有就是吳某從其那里買過酒。其沒有幫鄭某運作工程的事情,也沒聽說過此事。鄭某沒有往其的賬戶打過錢。

  4、證人裘某的證言證明:其是貴州RH燒坊酒業有限公司的董事長,2010年或者2011年在北京通過朋友認識的成某。2012年,成某到酒廠參觀,并說想在北京成立RH燒坊酒的辦事處,其也希望有人推銷酒,就答應了。成立北京辦事處以后,RH公司無償給了成某500箱RH燒坊白酒,就當公司的投入了。

  5、相關銀行出具的鄭某、吳某賬戶交易明細,相關銀行出具的吳某賬戶交易明細等證明:2013年6月28日至2013年10月26日,鄭某銀行賬戶給吳某銀行賬戶轉賬共計491萬元。2014年5月16日吳某銀行賬戶向鄭某銀行賬戶轉帳10萬元。

  6、相關銀行出具的吳某、成某賬戶交易明細等證明:吳某銀行賬戶與成某銀行賬戶之間的資金往來情況。

  7、貴州RH燒坊酒業有限公司營業執照及產品價格表證明:成某所代銷的貴州RH燒坊酒的銷售價格及該公司的工商登記情況。

  8、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第三部政治部保衛處出具的證明證明:經查,該部沒有名叫吳某、成某的現役軍官。

  9、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保衛部刑偵局出具的證明證明:解放軍沒有姓名為成某、吳某的現役軍人。

  如上例所示,按照起訴書的指控內容,本案系吳某和成某涉嫌犯詐騙罪的共同犯罪案件。其中,被告人成某做出了無罪的辯解并全盤否定了起訴書的指控事實。由此,作為成某的辯護律師,筆者應當在尊重成某本人意愿的前提下,根據對在案證據的審查情況,優先考慮采用“全面否定型的事實之辯”。

  經對起訴書指控事實的拆解,被告人成某被指控的主要涉案行為如下:

  ①行為手段:謊稱軍官身份 + 以幫被害人鄭某拿到工程項目為由行騙;

  ②行為結果:騙取鄭某共計人民幣385萬元。

  據此,經對三名當事人的供述/陳述進行比較,三人的言詞證據與上述成某被指控的主要涉案行為之間的證明關系如下表所示:


  如上表所示,除了“成某謊稱軍官身份”可以得到吳某和鄭某的印證之外,其他兩項涉案行為中,三人的言辭證據中均未提到“成某許諾幫鄭某拿到工程項目”;而對于“成某取得鄭某的385萬元”則僅有吳某一個人的說法。

  由此,我們經過對證據的初步審查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成某沒有向鄭某許諾可以幫對方拿到工程項目,也沒有和吳某共謀向鄭某許諾可以幫對方拿到工程項目。而根據起訴書的指控內容,該許諾應當是二被告人得以行騙的核心手段,既然如此,起訴書指控成某詐騙鄭某的核心事實存在明顯的缺陷。

  在此基礎上,我們再來審查吳某、鄭某關于“成某謊稱軍官身份”的筆錄內容。經查,雖然吳、鄭二人都提到成某自稱是軍官或以軍官自居,但成某從未將所謂的軍官身份與幫鄭某拿到工程項目聯系起來,鄭某更是從未和成某談過工程項目的事情。并且,鄭某的陳述則進一步表明,與成某不同的是,吳某恰恰是通過謊稱軍官的身份來宣揚自己具有幫鄭某拿到工程項目的人脈關系和辦事能力,并借此向鄭某索要案款385萬元。

  由此,我們可以得出第二個結論:即便根據吳某和鄭某的筆錄,成某單純的謊稱軍官身份行為并不能實現騙取鄭某385萬元的目的,而吳某在謊稱自己是軍官的同時又向鄭某聲稱具有幫鄭某拿到工程項目的人際關系和辦事能力,從而騙取鄭某的信任,這才是鄭某被騙385萬元的原因所在,因此,即便成某有謊稱自己系軍官的行為,但該行為與鄭某被騙之間不具有關聯關系。

  與此同時,考慮到被告人成某在其辯解中明確表示自己沒有以軍人身份與吳某、鄭某打交道,且吳某、鄭某也未能提供其他證據(如成某的軍官證、成某穿將軍服的照片等)佐證二人關于“成某謊稱軍官身份”的說法,故從辯護的角度,還可以得出所謂“成某謊稱軍官身份”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結論。

  最后,我們再著重審查吳某的供述中提到成某取得鄭某錢款的內容。經查,結合吳某、鄭某、成某三人的賬戶交易明細可知,鄭某與成某的銀行賬戶之間沒有發生過資金往來,而鄭某與吳某之間,吳某與成某之間則發生過多筆經濟往來。

  其中鄭某與吳某之間的經濟往來有鄭某的陳述予以說明;而圍繞吳某與成某之間的經濟往來,吳某和成某之間則有用于紅木生意、支付酒錢等不同說法,但無論哪種說法都與鄭某想取得的工程項目無關。

  據此,我們可以得出第三個結論:成某與鄭某之間未發生任何的資金往來,雖然成某與吳某之間存在資金往來,但二人對于資金往來事由的描述均與起訴書指控鄭某被詐騙的事實無關,因此,即便成某從吳某處取得資金可能來源于鄭某被騙的款項,但因成某對于鄭某被騙一事既不知情,也未參與,且與鄭某之間更未發生任何資金往來,故成某主觀上沒有騙取、占有鄭某錢款的故意和目的,他與吳某之間的資金往來不能成為指控他犯詐騙罪的根據和理由。

  綜上,我們在對起訴書指控事實進行拆解的前提下,結合被告人成某的辯解,對在案證據進行了詳細的審查,并依次得出了三個否定起訴書相關指控內容的辯論結論及相關理由,最終實現了對起訴書指控事實全面否定。

  2、部分否定型的事實之辯:

  在很多刑事案件中,被告人對于起訴書指控的事實并非均有異議,但對其中部分影響定罪量刑的事實持有異議。由此,控辯雙方往往會圍繞相關異議事實展開激烈的辯論。對辯護律師而言,雖然部分否定型的事實之辯沒有全盤推翻起訴書的指控事實,但如果運用得當也會起到“四兩撥千斤”的作用,從而實現無罪或者罪輕/輕罪的辯護效果。

  下面,筆者將結合自身辯護工作經驗,向大家介紹有關“部分否定型事實之辯”的運用技巧,具體內容如下:

  (1)“對照”式辯論:我國刑法中的很多罪名都有對應的司法解釋,這些司法解釋就相關罪名的理解與適用,定罪與量刑做出了比較明確、具體的規定,特別是其中關于“定罪要素”與“量刑標準”的規定,對于辯護律師開展“部分否定型事實之辯”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我們以“非法集資案件”為例,據筆者的不完全梳理,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對“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和“集資詐騙罪”的“定罪要素”與“量刑標準”均作出了比較詳細的規定,具體情況如下表所示:


  據此,在代理非法集資案件時,如果被告人對起訴書關于其犯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集資詐騙罪的部分指控事實提出異議,則辯護律師應當首先對被告人的異議事實進行識別,即明確異議事實屬于定罪事實還是量刑事實,隨后,再根據被告人所提異議的具體情況,對照相關司法解釋中有關“定罪要素”和“量刑標準”的規定內容,結合在案證據,展開“部分否定型事實之辯”。

  例如:在集資詐騙案件中,被告人對于起訴書指控其實施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行為事實沒有異議,但對于起訴書指控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事實有異議。在這種情況下,辯護律師即可以根據上述《解釋》第四條的規定,結合在案證據來分析、論證被告人是否具有認定“非法占有目的”的八種情形,以此來否定起訴書關于被告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指控事實,從而改變案件的定性,實現由重罪(集資詐騙罪)變為輕罪(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辯護效果。

  (2)“提煉”式辯論:如前所述,雖然我國刑法中的多數罪名都有對應的司法解釋,但仍然有一些罪名的定罪要素或者量刑標準缺乏相關司法解釋的規定,在這種情況下,針對起訴書圍繞此類罪名所指控的案件事實,辯護律師應在聽取被告人針對定罪事實或者量刑事實所提異議的基礎上,努力嘗試提煉出對該罪名的定罪、量刑有重要影響的事實要素并結合在案證據展開相應的法庭辯論工作。

  下面我們以“合同詐騙案件”為例,作為常見罪名,雖然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已經對合同詐騙的具體情形進行了列舉式的規定,但是由于此類案件在實踐中的表現形式過于復雜多樣,所以刑法在列舉的同時又作出了兜底性的規定,即“以其他方法騙取對方當事人的財物的”。

  事實上,我們在辯護實踐中接觸的大量合同詐騙案件都被指控為“以其他方法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的情形。在這種情況下,如何針對指控事實去尋求“罪與非罪”的界限,歸根結底要以該罪的核心要件所對應的指控事實,即行為人是否具有“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為切入點展開法庭辯論。然而無奈的是,我國現行司法解釋并沒有就“合同詐騙罪”中“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的認定作出明確、具體的規定,因此,辯護律師應當圍繞合同簽訂、履行行為的特點,提煉出對于認定“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具有重要影響的事實要素。

  根據筆者的辯護工作經驗,這些要素包括(但不限于):

  第一,雙方簽訂、履行合同的目的能否實現或者是否有實現的可能性;

  第二,被告人是否具有履約的意愿和能力;

  第三,被告人是否積極履約或者為實現合同目的而采取有效的舉措;

  第四,合同目的沒有實現是否有不可歸因于被告人的原因;

  第五,被告人對于起訴書據以指控其“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的事由是否具有其他正當、合理的辯解及理由。

  由此,在代理合同詐騙案件時,如果被告人對于起訴書指控其在簽訂、履行合同中所存在的部分履約瑕疵等事實不持異議,但堅持認為自己主觀上沒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則辯護律師應就被告人是否具有“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針對起訴書據以指控的相關事實展開“部分否定型的事實之辯”,而非去嘗試推翻全部指控事實。在具體操作上,辯護人可以在被告人所做辯解的基礎上,根據在案證據,來分析、論證被告人是否具有上述“提煉”出來的事實要素,從而進一步論證被告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以此來實現無罪的辯護效果。

  (3)“剔除”式辯論:很多時候,公訴機關的指控并非“一人”、“一事”、“一罪名”的單一模式,而是存在“一人犯數罪”、“多人犯一罪”、“多人犯數罪”等多種情況。而被告人在面臨“數罪”或者“數起犯罪事實”的指控時,也往往會基于主客觀各方面的原因僅對部分指控事實提出異議。

  根據筆者的辯護經驗,在上述情況下,被告人所提出的異議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是部分指控事實客觀上不能成立;另一類是部分指控事實不構成犯罪。由此,辯護律師需要根據案件具體情況,通過“部分否定式的事實之辯”展開法庭辯論,從而爭取將被告人有異議的事實從指控事實中予以“剔除”,力爭實現減輕被告人罪責的辯護效果。

  下面以“行賄案件”為例,我們在辯護實踐中經手的行賄案件很多都是“一人”、“一罪”、“多事實”的模式,即被告人被指控在一定的時期內,多次向一名/多名國家工作人員給予財物,因而涉嫌犯行賄罪。在面臨此類指控時,被告人往往不會全盤否定指控事實,而是僅針對其中的某一起或者某幾起事實提出異議。

  此時,作為辯護律師,我們應當根據被告人所提事實異議的具體類型,來選擇不同的角度進行法庭辯論。如果被告人的異議類型是對指控事實本身有異議的,則辯護律師應當根據被告人的辯解,結合在案證據,圍繞證據的三性、證據與證據之間的印證關系、證據與待證事實之間的證明關系就指控事實是否成立展開法庭辯論;如果被告人的異議類型是對指控事實的性質有異議的,則辯護律師應當根據被告人的辯解,圍繞被告人主觀上是否具有“謀取不正當利益”的目的,給予財物的對象是否具有“國家工作人員”的身份,給予財物的行為是否基于對方的勒索等影響行賄罪認定的定罪要素展開法庭辯論。

  總的來講,從上例來看,“剔除”式辯論更多是通過“剔除”當事人有異議的指控事實來減輕被告人的罪責,從而實現罪輕的辯護效果(在針對數罪指控中也會實現無罪或者輕罪的辯護效果),但在具體法庭辯論工作的操作方式上,“剔除”式辯論又可以融合“對照”式辯論和“提煉”式辯論的技巧。

  因此,筆者所歸納、列舉的上述三種“部分否定型事實之辯”的技巧既各有特點,又彼此相通,在具體的辯護實踐中,可以根據案件具體情況及公訴機關的指控模式靈活運用。

  3、補充論證型的事實之辯:

  與前兩種事實之辯不同,補充論證型的事實之辯并不會直接否定指控事實與被告人的關聯關系或者主張指控事實不成立/未發生,而是在起訴書指控的事實基礎之上通過補充說明的方式對原有指控事實進行重塑和再論證,從而對案件形成與起訴書不同的法律評價。

  站在公訴機關的立場上,起訴書的指控事實應當是與被告人涉嫌犯罪有關的事實,因此,公訴機關確定指控事實的過程實際也是對事實“選取”的過程,即將與指控相關的事實納入指控內容,將與指控無關的事實予以排除。

  而公訴機關對于事實的“選取”是否全面,對于所選取的事實的理解是否客觀、準確,則是辯護律師在法庭辯論時的工作重點,也是辯護律師開展“補充論證型事實之辯”的原因和理由。

  筆者根據自身辯護工作經驗,將“補充論證型事實之辯”分為以下兩種類型:

  一種是“橫向”的“補充論證型事實之辯”,即在起訴書指控事實的基礎上補充新的有利于被告人的事實,從而論證起訴書所指控的事實不能成為認定被告人涉嫌犯罪的根據和理由;

  另一種是“縱向”的“補充論證型事實之辯”,即針對起訴書指控的相關事實,結合在案證據進行深入的分析,從而圍繞同一事實形成與公訴機關截然不同的理解,進而論證相關指控事實不能成為認定被告人涉嫌犯罪的根據和理由。

  為便于理解,筆者結合自己代理的案件,就“補充論證型事實之辯”的運用予以相應的說明。具體內容如下:

  (1)關于“橫向補充論證型事實之辯”的演示:

  我們以前面提到的“李四職務侵占案”為例,結合筆者就該案證據對案件事實的梳理情況進行演示如下:

  例1:李四職務侵占案

  起訴書指控事實的拆解情況:

  1、被告人的身份:李四系A公司的總經理,具有實施職務侵占罪的職務上的便利。

  2、對實行行為(①至③均發生于2007年8月26日)的拆解:

  ①虛構B公司承建A公司開發的“西山麗水”房地產項目的土石方工程;

  ②安排A公司向B公司臨時開設的公司賬戶支付所謂的土石方工程款360萬元,從而使該筆資金脫離A公司的控制;

  ③通過B公司臨時開設的公司賬戶將360萬土石方工程款轉入李四實際控制的C公司

  ④約三年之后,李四強使A公司會計以“張三(李四之妻)代收B公司工程款”名義進行會計調整。

  3、后果:涉案360萬元土石方工程款轉入李四實際控制的C公司后被李四占為己有。

  對照上述指控事實,筆者根據李四的辯解及在案證據,對案件事實梳理如下:

  1、關于李四的身份:李四系A公司的總經理并負責A公司的全面工作。

  與此同時,在案證據也揭示出以下三項起訴書未提及的事實:

  (1)李四是A公司的控股股東,持有A公司70%股權;

  (2)A公司的另一名股東趙六持有A公司30%股權,且趙六主管A公司的財務工作,A公司的財務人員的轉賬、記賬等財務工作均要向趙六匯報;

  (3)李四與趙六存在不和,李四本次被立案偵查也是因趙六向公安機關舉報李四侵占A公司開發的西山麗水房地產項目的銷售收入,但現有證據中未見李四侵占該房地產項目銷售收入的證據,公訴機關也未就這一趙六舉報事由對李四提起公訴。

  2、關于李四涉嫌“職務侵占”的行為:起訴書關于李四實施職務侵占罪的指控內容回避了若干有利于李四的事實。具體包括:

  (1)李四虛構B公司承建工程并安排向B公司臨時開設的公司賬戶轉入360萬工程款是為了取得B公司開具的工程款發票。

  在開發西山麗水房地產項目過程中,部分實際施工人員不具有開票資質,A公司支付工程款后無法取得對應的工程款發票,導致A公司的項目開發成本無發票支持,為此,A公司才會通過諸如B公司這類具有開票資質的主體代開發票。

  直到2008年3月*日、2013年10月,A公司還就項目中實際發生的沒有發票的相應成本支出,申請當地區地稅局、市地稅局分別代開了700余萬元、1.2億的建筑發票。

  (2)A公司將360萬元土石方工程款轉入B公司臨時開設的公司賬戶后又將該筆錢款轉入C公司,且C公司的確為李四實際經營、控制。上述轉賬行為均由A公司財務人員實施,A公司的財務人員的所有工作均向主管A公司財務工作的股東趙六進行匯報。

  (3)涉案360萬元轉入C公司后即與C公司賬內的其他資金混同并分別轉往李四經營的其他公司,未見該360萬元經C公司直接回到A公司的轉賬記錄。

  3、關于李四與A公司之間資金往來的“全貌”:在A公司經營期間,李四通過其本人、家人(妻子、胞弟)以及其本人經營的D公司陸續借給A公司資金數千萬元,用以支持A公司的經營及房地產項目開發,雖然A公司對于李四的借款也有隨借隨還的情況,但雙方至今未就彼此間債權債務進行清算。根據辦案機關委托某司法鑒定所出具的司法鑒定報告書顯示,截止2015年5月31日,A公司尚欠李四及其家人(妻子、胞弟)和李四所經營的D公司共計人民幣4800余萬元。

  4、關于“會計調整”的情況:在案證據顯示,2010年A公司的確出現了起訴書指控中所提到的會計調整,即將A公司支付給B公司360萬元土石方工程款的記賬調整為“張三(李四之妻)代收B公司工程款”。

  但事實上,在做上述會計調整的同時,A公司還調減了對張三(李四之妻)的應付款360萬元。究其原因,根據李四的陳述,因其本人及家人(妻子、胞弟)及其所經營公司借給A公司大量資金,故本次會計調整是為了規范賬目并在360萬元的范圍內免除A公司對其妻子張三所欠債務。

  如上所示,起訴書指控的事實內容的確能夠得到在案證據的支持,但在案證據所反映的事實內容卻大大超出了指控事實本身。可以說,起訴書的指控內容幾乎在每一個事實環節上都“遺漏”了大量有利于被告人的事實,包括:

  第一,被告人李四身份的雙重性(李四既是A公司的經營者,又是A公司的所有者之一)。該事實對于法庭辯論的參考價值在于:李四作為A公司的所有者,如果再去實施侵占A公司資金的行為,某種程度上相當于是自己侵占自己的資金,最終損害的是自己的財產利益,因此,李四沒有侵占A公司資金的理由和必要。

  由此,起訴書關于李四涉嫌侵占A公司資金的指控本身就存在著邏輯上難以自圓其說的問題。

  第二,被告人李四虛構B公司承建A公司土石方工程的前因后果。該事實對于法庭辯論的參考價值在于:起訴書據以指控李四職務侵占的手段實際是李四為了解決A公司“西山麗水”房地產項目在開發建設中部分開發成本沒有發票支撐的問題,而非為了侵占A公司的資金。

  由此,起訴書關于李四涉嫌侵占A公司資金的手段事實的指控回避了該事實的前因后果,從而導致了對李四涉案行為的錯誤評價。

  第三,被告人李四與A公司之間經濟往來的“全貌”。該事實對于法庭辯論的參考價值在于:起訴書在指控李四非法占有A公司360萬資金時,僅“截取”了“涉案資金經B公司臨時開設的公司賬戶轉入李四實際控制的C公司”這一個事實片段,但卻回避了在此之前及在此之后,李四通過其本人、家人(妻子、胞弟)以及其本人經營的D公司持續借款給A公司4800余萬元用于支持該公司的經營,且雙方至今未就債權債務進行對賬、結算的事實。

  如果將上述事實與起訴書的指控事實相結合,則起訴書的指控就變成了李四一方面不遺余力給予A公司高達4800萬元的資金支持,另一方面又去侵占A公司360萬元的資金,這樣的指控顯然不符合情理,既難以成立,也無法讓人信服。

  第四,被告人李四2010年進行會計調整的“全貌”。該事實對于法庭辯論的參考價值在于:起訴書僅“截取”了此次會計調整的部分內容,即李四強使A公司會計以“張三(李四之妻)代收B公司工程款”名義進行會計調整,但卻“回避”了此次會計調整的另一部分內容,即同時調減了A公司對張三(李四之妻)的應付款360萬元。

  由此,本次會計調整并非起訴書指控所稱“對職務侵占行為的掩飾、隱瞞”,而是在360萬元的范圍內豁免A公司對李四妻子張三所欠債務。

  基于上述有利于李四的案件事實及李四2010年進行會計調整的“全貌”,我們最終可以形成以下兩種與起訴書截然相反的理解:

  理解之一:在2007年8月26日通過涉案行為解決A公司房地產項目開發建設中部分開發成本沒有發票支撐問題的同時,李四將A公司360萬元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2010年通過會計調賬的形式,以豁免A公司對自己妻子債務的方式將該筆錢款歸還給A公司。由此,李四的涉案行為屬于借用A公司的資金,而非侵占A公司的資金。

  (至于李四的涉案行為是否涉嫌挪用資金,則要結合李四在A公司的職權范圍、A公司的資金使用制度、A公司及該公司的其他股東對此是否知情、認可等因素進行綜合考慮,此處不作展開。)

  理解之二:在2007年8月26日通過涉案行為解決A公司房地產項目開發建設中部分開發成本沒有發票支撐問題的同時,李四將360萬元用于償還A公司對李四(及其家人和其經營的D公司)的部分欠款,并于2010年在A公司的會計賬目上就該還款行為作出相應的會計調整。

  在這種情況下,雖然A公司的還款行為與所對應的會計調整存在一定的“時間差”,但該情況并不違反法律強制性規定且在一定程度上也符合部分民營企業賬目管理不規范的特點,并且,該兩項行為又均發生在本案被立案追訴之前,因此,李四的涉案行為可以視為李四安排A公司償還對其(本人及其家人和其經營D公司)欠款的行為,而非侵占A公司資金的行為。

  綜合上述梳理及分析,我們可以看到,在李四職務侵占案中,我們沒有主張起訴書的指控事實不存在或者不是李四實施,而是在李四的辯解及對在案證據梳理的基礎上,對起訴書原有的指控事實進行了大量的“增補”,最終將起訴書的指控事實“修正”為有利于被告人李四的法律事實,從而得出起訴書關于李四涉嫌犯職務侵占罪的指控不能成立的辯護結論。

  (2)關于“縱向補充論證型事實之辯”的演示:

  如果說“橫向補充論證型事實之辯”是通過對起訴書指控事實進行增補來完成對相關事實“面”的拓展,那么,“縱向補充論證型事實之辯”則是通過對起訴書指控事實進行深入分析來完成對相關事實“點”的縱深。

  下面,筆者以自己代理過的一起故意傷害案(二審)為例,圍繞該案一審判決的認定內容,就“縱向補充論證型事實之辯”作相應的演示和介紹。

  在這里需要說明的是,雖然一審判決的認定內容并非“指控事實”,但在二審的審理過程中,辯護律師與檢察員的法庭辯論均是圍繞一審判決展開,因此,從功能性上看,一審判決在二審案件(特別是在被告人上訴的二審案件中)中的功能相當于一審案件中的起訴書。案例基本情況如下:

  例4:李某亮故意傷害案

  起訴書指控事實:

  經依法審查查明,被告人李某亮于2008年3月24日21時許,與朋友由某市浴池向新賓館方向行走,行至老浴池胡同時,被高某授意下趕到的朱某、劉某成、趙某、林某龍等人毆打,在朋友于某被捅傷倒地后,被告人李某亮持刀將林某龍、趙某、劉某成捅傷。后經法醫鑒定林某龍銳性外力致失血性休克系輕傷,腸破裂及壞死系重傷;趙某銳性外力致面部損傷,損傷程度系輕傷;劉某成損傷程度系輕傷。

  本院認為,被告人李某亮故意傷害他人身體,致一人重傷、兩人輕傷,其行為觸犯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條之規定,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應當以故意傷害罪追究刑事責任,鑒于其系正當防衛,明顯超過必要限度,而造成重大損傷,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十條第二款應當減輕處罰。

  一審判決認定事實及裁判理由

  經審理查明,2008年3月24日晚21時許,被告人李某亮在某市新賓館因瑣事與曹某發生爭吵,后被在場的人拉開,被告人李洪亮在于某、趙某君的陪同下來到某市老浴池,后朱某、劉某成在高某指使授意下帶領多人持械趕到老浴池附近,與被告人李某亮發生毆斗,在毆斗過程中,被告人李某亮持刀將林某龍、趙某、劉某成捅傷。經某市公安局法醫人體損傷程度鑒定書鑒定:林某龍銳性外力致失血性休克系輕傷,腸破裂及壞死系重傷,左尺骨骨折系輕傷;趙某銳性外力致面部損傷,損傷程度系輕傷,腹部損傷系輕微傷;劉某成銳性外力致面部損傷,損傷程度系輕傷。

  關于被告人及辯護人認為被告人的行為不構成故意傷害罪系正當防衛的意見以及公訴機關認定被告人李某亮構成故意傷害罪,系防衛過當的公訴意見。

  經查,被告人李某亮曾供述:“高某打電話給我問我在哪,我說在老浴池門口,他說你等著找人干死我,我說來吧我等著”,且被告人李某亮隨身帶著兇器,這表明李某亮主觀上具有斗毆的故意,給被害人林某龍造成重傷害的結果,是屬于轉化型的犯罪,不存在正當防衛問題,對公訴機關認定被告人系防衛過當的公訴意見不予采納。對被告人及辯護人認為其行為不構成故意傷害的意見不予采納。

  本院認為,被告人李某亮故意傷害他人身體,致一人重傷,二人輕傷,其行為已構成故意傷害罪……。

  一審判決援引李某亮的供述內容:

  被告人李某亮供述,證實因為賭博的事和曹某吵吵起來,被人拉開,由趙某君、于某陪著到了老浴池,后高某打電話問我在哪,我說在老浴池門口,說讓我在那等著,要干死我,我說來吧我等著,隨后就過來了一群小孩朝我們打,看見于某中刀便拿出自己的水果刀參與打仗經過。

  如上所示,在公訴機關的指控事實中,李某亮系“防衛過當”,而一審法院經審理判決則認定李某亮系聚眾斗毆罪的轉化犯,既否定了公訴機關提出的“防衛過當”這一法定從寬情節,也否定了一審辯護律師提出的“正當防衛”這一法定免責事由。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一審法院對李某亮在案發前的一個表意行為的解讀,即將李某亮與對方通話時所表示的“來吧我等著”解讀為李某亮主觀上具有相約斗毆的主觀故意。

  作為李某亮的二審辯護律師,一審判決上述關于李某亮具有主觀故意的事實認定無疑就是筆者法庭辯論的工作重點。從一審判決援引的李某亮供述來看,李某亮確實說過“來吧我等著”這樣的話,對此,李某亮本人也不否認。但問題的關鍵在于,李某亮本人并不認同一審判決關于“來吧我等著”表明他具有斗毆故意的認定,按照李某亮的口頭解釋,他當時講這句話僅僅是逞口舌之快,實際并不想與對方發生沖突。

  應當說,李某亮的上述口頭解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如果想要說服裁判者,還是要結合在案證據,對李某亮的這一言行做進一步分析。經對李某亮的訊問筆錄進行查閱,筆者注意到,李某亮的供述對于該言行的完整描述為:“我和趙老三(即趙某君)、于某在老浴池門口站著,高某給我打電話問我在哪,我說在老浴池門口,他罵我,說讓我在那等著,要干死我。我說來吧我等著。我撂下電話后,能有兩三分鐘,我就走到老浴池東面的胡同那了,剛到那,就從南面和北面各來了一伙人,都拿著刀,過來就砍我和于某,我當時背后挨了好幾刀……。”

  據此,按照一審判決的裁判理由,李某亮系與對方相約斗毆,所做相約斗毆的表意內容包含兩個方面,一是明確相約斗毆的地點,即“老浴池門口”,二是明確斗毆的意思,即“來吧我等著”。

  但事實上,從包括李某亮供述在內的在案證據來看,李某亮并沒有如他所說的那樣在老浴池門口“等著”,而是在與對方結束通話后就離開了老浴池門口,并且,案發地點也不在“老浴池門口”,而是在老浴池胡同的東面。可見,李某亮所謂“來吧我等著”并不是他本人的真實意思,不能憑此認為李某亮主觀上具有與對方斗毆的故意。因此,一審判決關于李某亮犯故意傷害罪的認定不能成立。

  綜合上述梳理及分析,我們可以看到,在李某亮故意傷害案中,案件爭議的核心焦點在于其中一個事實的“點”,即對于李某亮在與對方通電話時所講到的“來吧我等著”這一行為事實的理解與認定,為此,我們結合在案事實及證據,對李某亮的這一行為事實進行了更為深入的分析,從而得出了李某亮主觀上不具有“斗毆故意”的結論,而這種透過事實表面探尋背后真相的法庭辯論方式就是我們在這里提到的“縱向補充論證型事實之辯”。

  (未完待續)